我和我的天津
1404年12月23日
（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）
“天津”正式得名，筑城设卫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
618年历史积淀
天津人的性格一脉相承
从名人学者到普通百姓
从原住民到外来者
人人都有一段精彩人生
他们的故事看似互不相干
却也因为同在一座城市
而紧紧融合在一起
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又生机勃勃的天津图景
冯骥才：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
冯骥才，1942年出生，著名作家、学者。
我年轻时跟溥佐先生学画，在天津篮球队打过一年多篮球，后来在塑料厂当工人，干推销员。我骑着自行车在天津城里跑，天津城的一切我都熟悉。我到工厂去跑业务，坐那儿跟人家喝茶、抽烟、聊天。所以我能写《俗世奇人》，我能写《神鞭》，就是因为天津人的故事我知道得太多了，我对天津人的性格太了解了。
我喜欢天津人的性格。天津人的豪爽，天津人的厚道，天津人的强量，天津人的戏谑，天津人的好面子、逞能，包括天津人的缺点，我都喜欢。喜欢一个人，如果连他的缺点都喜欢，才是真的喜欢。就像夫妻，长期生活在一起，对方什么缺点都不以为然了。我太热爱这个城市了，太熟悉这个城市了，天津的生活到了我的书里，跟我的生命融为一个整体，天津好的东西我一定以它为荣。
1992年、1993年前后，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后，带来全国城市的变化。那时候我还在写小说，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变了，到处都是“拆”字。那个时代人们渴望城市改变，渴望旧貌换新颜，突然感到自己脚下的传统松动，情不自禁地想要保护天津老城。我组织一大批摄影家拍摄老城，请了一批建筑学家、历史学者来讨论，在各个地方演讲，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，自费出了《五大道画集》。后来民园体育场要拆，香港商人要在那儿盖一片高楼。我对市里的领导说，民园绝对不能拆。我把道理讲清楚，领导同意我的意见，建起了“水滴”体育场。我把这件事写到了我的《漩涡里》。
在天津文化工作会议上我提过一条，把天津文化最有优势的项目做出来，比如天津的曲艺，过去有马三立、骆玉笙，现在也很强，天津应该重点抓曲艺，应该建一座曲艺博物馆。
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《冯骥才的天津》。那一系列还有《沈从文的凤凰》《老舍的北京》《茅盾的乌镇》《王安忆的上海》。我写了一篇序，叫《灵魂的巢》。我说天津是我灵魂的巢，是我的窝，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，秋天的风刮过来，我觉得跟别的城市都是不一样的。我的灵魂跟这个城市是相通的。申请世界文化遗产，第一个我写的是杨柳青年画。评审非遗的时候我是主任，有人说狗不理包子精神性的东西不足。我说怎么不足？狗不理包子有民间传说，我把狗不理的故事讲出来，在《俗世奇人》里专门写到了狗不理。这本书里面我写了大量的天津文化，狗不理、相声、曲艺、各种手艺、武术。再有做皇会的档案，我们给天津的十道皇会，每道都做了一本档案调查，档案发布的时候请全国许多专家来天津开会。
世界上主城区是文化遗产的，像伦敦、萨尔斯堡、维也纳、布拉格，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主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。我在脑子里划了划，五大道，从小白楼过去，把解放北路圈起来，不能大修大建，就是整理好，可以找一批专家一块儿研究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如果天津有世界文化遗产，旅游价值和知名度都会提升。比如说意大利热那亚的新街和罗利宫殿体系，是世界文化遗产，有很多外国的殖民建筑；日本神户北野异人馆街，也是很多殖民者到日本盖了很多洋式小楼。租界是天津的历史，是人类的历史，是这个城市的特征，恰恰也是别的城市没有的，所以没有问题。
蒋子龙：抒写波澜壮阔的工业时代
蒋子龙，1941年出生，著名作家。
我生在河北沧州，1960年从天津重型机器厂技校毕业分配进厂，同年参军，考入海军制图训练学校。复员后，我又回到“天重”，当过厂长办公室秘书、班组长、工段长、车间主任。
天津重型机器厂是全国“五大重机厂”之一，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。我上学时喜欢读书、写作，工作中感受到“天重”波澜壮阔的辉煌，见证了它在新时期的转型，感觉自己的创作冲动被激发了出来。那几年我白天忙工作，晚上通宵开夜车，完成了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《拜年》《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》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《锅碗瓢盆交响曲》等小说。
1979年，《乔厂长上任记》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，这是专家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一次评选，“乔厂长”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。各地出了很多“乔厂长”。《文汇报》的大标题“欢迎乔厂长上任”，不是小说，是专门写那个工厂的通讯，因为那个厂子的厂长被工人们叫做“乔厂长”。天津市经委请上海的企业家来作报告，一个老朋友拿着票来找我，票上写着“上海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”，他说：“蒋子龙同志你说，他怎么是乔厂长？乔厂长是天津的啊！”我收到过沈阳一个护士写来的长信，她说我的小说救了她爸爸一条命。她爸爸是一个厂长，工作上犯错误了，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肯出门。家里人没办法，找来第七期《人民文学》，从门缝塞进去。没过多久，他爸爸拿着杂志出来了，说我有根据了，乔厂长就是这么干的！
转眼几十年过去，我仍在写。我以为一个作家该写几部长篇，是命中注定的事。我还有两部书得写，一部写我的家族，另一部回归工业题材，写关于天津工业的历史小说。不写出来，我觉得欠点儿什么。
我想从北洋练兵开始，写到日本侵华前。我研究过《侯德榜传》，研究过范旭东，他们讨论的问题都具有国际视野，他们对化工行业了然于心，造出来的产品都是顶级，都能拿到国际大奖。那是什么高度、什么境界？我写现代工业题材，理所当然应该写到天津工业的根儿——百年前的民族工业，能源、造船、造枪、纺织、化工……完成这本书，我这个工业题材作家才算圆满。这也是一种责任。
孟广禄：小时候在海河边学唱戏
孟广禄，1962年出生，著名京剧艺术家。
小时候我家住河东区郭庄子。那个年代的人生活都比较清苦，我母亲没工作，我父亲一个人上班，养活六个儿女。我有三个哥哥，两个姐姐。我家没人唱戏。电台总播样板戏，我从小就爱听。4岁时，我爬到炕桌上唱“朔风吹林涛吼，峡谷震荡……”一用劲儿，摔下来了。我大姐单位开联欢会，她带我去。我上台就唱，胆子特别大。
长大点儿以后，我总去海河边的广场玩。那儿的戏迷特多，我找一个老大爷，我说您给我唱一段儿《赤桑镇》吧。他唱，我跟他学。回家后我自己练。
我真正的京剧启蒙老师是名票友陶汉祥先生。他是第一个给我说戏的人，他把自己家的录音机借给我，让我能更方便地听戏、学戏。有一年我跟我哥哥在家刷浆，把屋里东西都搬出去了，我学裘盛戎先生的“恨包勉”。因为屋里空，有共鸣音，显得声音特别好听。我哥说，小禄，你嗓子怎么这么好？那时候我就爱上裘派了。
我记得特清楚，1977年夏天，我去考天津戏校。那天下大雨，马路上全是积水，水面上漂着西红柿、茄子、黄瓜、西瓜……因为害怕蹚水激着着凉嗓子坏了，我哥哥就推着自行车，我坐在后衣架上，把脚抬起来，盘着车前面的大梁。到戏校以后，我哥哥帮我扎好板带，我上去唱。结果落榜了。
1978年，中国戏曲学校招生，全国要十个人，天津要一个人。我又去考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我正在房顶上放风筝，邮递员送信来了，有两封孟广禄的信，都是录取通知书，一封是我考上飞行员了，另一封是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。我爸说，当飞行员得去沈阳，离家更远了，还是去北京吧。从这一年起，我开始正式学戏。
骆巍巍：奶奶骆玉笙是超级美食家
骆玉笙
骆巍巍，1965年出生，金嗓鼓王骆玉笙的孙女。
我奶奶骆玉笙22岁在天津成名后，收入多，特别舍得在吃上花钱。上世纪70年代，我在新华南路小学上学时，我们家被退赔了一批财产，折成现金。不少亲朋好友来借钱，奶奶能借就借。剩下的钱，我爷爷说，咱都吃了吧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全家每周日都去下馆子。
奶奶爱去辽宁路上的天津烤鸭店。有时她中午想吃烤鸭，就带着我坐9路公交车，到和平路终点站下车，直奔烤鸭店，因为去晚了要等座。点三两烤鸭，一份芙蓉鸡片，一份烧二冬，一碗米饭。吃饱了结账，结账时还得用粮票，一碗米饭要一两粮票。她也爱吃海参、虾仁。但虾仁不总有，为了吃清炒虾仁，还特意去国民饭店的餐厅找熟人预订。
天津烤鸭店对面有一家川苏菜馆，最早叫同和居，是家川菜馆，干烧鱼做得太好了，奶奶爱吃。我小时候嫌那个鱼太辣，不吃。长大后，就连去四川也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干烧鱼。那时常去的还有惠中饭店后面的宏业菜馆、新华路上的和平餐厅。和平餐厅既卖中餐也卖西餐，但他们家的西餐比不上起士林。
起士林是必去的。每个月至少去一次，在楼上吃正餐。当时起士林还是老师傅主厨，奶油烤鱼归和肝泥、俄式土豆沙拉是我的最爱。不是因为那时肚子里没油水才觉得好吃，是真的好吃。
奶奶常在下午带我去起士林楼下吃冰激凌，每周至少一次。现在回想，那就是下午茶，当年却是对以往生活习惯的自然延续。香草味奶油冰激凌两毛钱一个，巧克力冰激凌上面浇着一圈可可汁儿，两毛五。我吃一个奶油冰激凌，奶奶就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；我要是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，奶奶就要一份3毛钱的水果山德，或者5毛钱的奶油慕斯，吃完就走。在起士林总会遇到一些老人，可能是家里有海外关系，或者也是退赔了财产的。但就算是熟人，彼此也不多说话，最多点点头，感觉他们对一下眼神儿都怕被人议论。可那种非要吃到“毛干爪净”才罢休的心态倒是挺像的。
1980年以后，奶奶常在干部俱乐部开会，如果赶上我放假，她就让我中午提前到餐厅点好菜，等她散了会，菜也做得了，吃完了她继续回去开会。我在那儿吃过一道炸烹虾，后来再也吃不到这种水准的炸烹虾了，可能虾也不一样了。还有一道西餐黄油鸡卷，用鸡胸肉把黄油裹起来，外面再裹一层面包渣炸熟，底下托一个炸好的面包托。一点儿也不腻，每次我都要连面包托一起吃了。这些年吃过的黄油鸡卷都特别腻。
奶奶对吃的要求确实挺高的。无论吃什么，她要是咬下去觉得不好，就一口都不吃，再也不碰了。以前水果少，甜水果更少，买一堆苹果，能有三分之一甜的就不错了。橘子也一样。要是买了甜橘子，一会儿奶奶就都拿她屋里去了。西瓜打开她先看，看着半生不熟的就不吃了，要是看着还行，就问吃的人：“甜吗？”我爷爷说：“填啊，往嘴里填！”她就不吃。“我这嘴就是吸铁石，我吃一口就吃出好坏来了。”奶奶说。我爷爷说：“你这属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。”谁让奶奶是一个对完美度要求特别高的人呢。
别看奶奶吃得特别精致，但生活条件差的时候，她也能适应。她吃饭最多八分饱，多好的菜，也从不暴饮暴食。良好的身体条件，保证了她在舞台上的表演水平。她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穿过、戴过，什么都见过。到现在这把年纪都无所谓了，但只有一样，一定要吃好。吃好了身体才能好，身体好了才能干好工作。”
马小川：爷爷马三立一辈子都在琢磨包袱
马三立
马小川，1981年出生，马三立之孙。
爷爷对每次演出都特别重视。演出前，他会花很长时间思考表演哪个段子。因为他知道，之前的段子观众都太熟悉了。说老活，观众肯定也会鼓掌，但那不是他想要的；说新活，总觉得包袱雕琢得还不够，现场未必能火，观众未必会乐。就因为这个，爷爷推掉了很多演出，留下时间在家琢磨包袱。像《挠挠》《写信》《查卫生》《考学》等很多单口相声，都是经过一年甚至两年、三年才打磨出来的。
那时我跟爷爷同住一室，我在里屋写作业，他在外面闭着眼睛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我走过去喊一声：“爷爷！”他用手揉了揉眼睛，说：“背词儿了，《十点钟开始》里面的那个贯口。这些段子许你不演，但不许你不会。”还有很多他曾经说过的段子，像《似曾相识的人》《开粥厂》《卖挂票》，他几乎每天都在重温，每天都在脑子里给观众“演出”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经常把台词一字不落地写下来，就连该在哪里停顿、哪里咳嗽、哪里重复，他都标记出来。
爷爷爱看话剧。他总说，话剧是语言的艺术，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比相声要复杂。相声演员是本色出演，演的是自己，但话剧演员演的是别人，这是最难的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北京人艺的那些艺术家们经常来我家看望我爷爷。尤其于是之先生，他跟我爷爷的交情很深。爷爷最喜欢看他演的《茶馆》，对于是之先生非常敬佩，于是之先生也很欣赏我爷爷的相声。我那时候还小，不记得他们都聊了些什么，也听不明白，看他们就像两位老神仙一样，一胖一瘦，坐在那儿说话。
有一次我跟爷爷看电视。电视里有两个演员表演相声，逗哏演员上来第一句就是，“相声讲究说学逗唱”。爷爷让我把电视关上。我还纳闷儿，怎么不听了？爷爷说：“人家问他了吗？这话听着就不符合逻辑，这是教科书式的表演。”我听完爷爷的话恍然大悟，突然觉得这相声里的门道真是太深、太细致了。
爷爷年轻时在万全小学、汇文中学一直成绩都不错，他的理想是做个读书人，但由于家境原因，被迫辍学改说了相声。他并不埋怨什么，既然干了这行，就好好干。从跟哥哥马桂元学艺开始，他给自己立下了“四非”的人生格言：“非学不可、非会不可，非行不可，非好不可。”一辈子都在恪守这句话。
花五宝：天津的老园子我都唱过
花五宝，本名张淑筠，1923年出生，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。
我出身贫苦，自幼过继给孀居的姑母抚养。姑母身边还有一个养女，叫张淑文，艺名花四宝，在南市的书馆里唱梅花大鼓挣钱养家，十几岁唱出了名，被报界评选为“梅花歌后”。我常跟四姐跑场子，听她唱，也听她的唱片。四姐嫁人后，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，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卖艺养家。
我有两位老师，一位是邱玉山，一位是卢成科。他们也都曾教过我四姐。那时候，天津表演曲艺的园子特别多，电影院放电影中间休息，也加一场曲艺。我签约的仁昌电台每天有10个小时都在播放曲艺类节目，我每天都去电台实况直播，还要赶五个剧场，差不多唱九段。天津的曲艺园子，没有我没上过的。我能有幸跟刘宝全、白云鹏、张小轩、荣剑尘、常澍田、常宝堃这些曲艺名角一块儿同场演出，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。
从1986年开始，我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任教。学生想跟我学，我听听嗓子不错，就行。我头一批徒弟是籍薇、安颖、杨云三个。要是从我们“花派”来说，我继承花四宝，算第一代传人，我的徒弟是第二代传人。我希望我的徒弟不但要继承，还要把梅花大鼓发展下去。我是传艺不卖艺，我不卖关子，梅花大鼓艺术能够代代传承，就是我最大的安慰。我的徒弟杨菲现在收了好多十来岁的小学生，梅花大鼓“花派”已经有第三代传人了。
2015年，我92岁，天津市曲艺团为我办了一场从艺80周年纪念演出，地点在中国大戏院。我说我还能唱吗？我在家试了试，还行！但是我腿疼得走不了路，演出前先去医院打封闭针。到演出时大幕一拉开，台底下座无虚席，我就跟腿不疼了似的，到台上一打鼓，一句一个好！一句一个好！那天演出的效果挺好，有记者来采访，问我怎么那么多人喜欢您呢？我就说，观众好啊！
杨少华：走到哪儿都树人缘
杨少华，1932年出生，著名相声演员。
我生在北京，小时候常溜进常连安掌穴的启明茶社听相声，想干这行，自己找辙，进了旁边的明园茶社做杂工、干检场。常宝霆比我大三岁，是他给我开的蒙，教我说《六口人》《反七口》。19岁时我来天津，进钢厂当钳工。常家也落户天津，我又和常宝霆这拨说相声的凑一块儿了。
说相声容易，一迈腿就进来了，出可出不去了。只是会说不行，得能说到一定程度。唱戏、唱歌有伴奏，说相声没有，全凭一张嘴，要把你兜里的钱说到我口袋里，得有这能耐才行啊。
我最崇拜梅兰芳先生。梅先生来天津演出，观众排队买不上票。我能找到梅先生，买第一排第二排的票，拿到票以后，到外面高价卖给别人。不是我贪心，是因为家里孩子多，只能想尽办法赚钱。有一回演出，下大雪，很多人在剧场外面围着，没票。梅先生说，让大家都进来吧，都不容易。我心里特别热乎，觉得梅先生真仁慈啊。做人就得跟这样的学。后来我跟梅葆玖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我干这行，如果贪图小便宜的话，就走不到今天了。说句良心话，老一垡儿说相声的，都花过杨少华的钱。我给钱都没人知道，一拉手递过去，绝不大张旗鼓给人家钱。干嘛要说呢？我是真疼说相声的，不容易。我绝不巴结上头，我巴结底下的人。你知道哪块儿云彩下雨？人家有好包袱，你用了，你得记住人家的好。你看我软弱无能，可是我跟别人交往，我不占人家便宜，我有骨气。
这几年我自己个儿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火，人缘怎么这么好。到外地一聊天，天津那老头儿，杨少华，好些人都知道。我是不是走运了？我这辈子还了不得了？出门打车，司机不要钱；去饭馆吃饭，别的桌的人过来说他给买单了。遇到这样的事我坚决不答应。其实我什么也不是，我什么也不会，大伙儿把我捧得这么高，我是一个穷根儿出身。我常说一句话，让人非我弱，得志莫离群。人得做善事，跟谁都客客气气，走到哪儿都得树人缘。说句我内心话，如果我这样做人，绝对不会给人留下坏印象；如果我天天横眉冷对，不行。
“嘛钱不钱的，乐和乐和得了！”这句话是杨议说的。这句话很有分量。你有金山，到最后不也带不走吗？我比较随意，乐和乐和得了，但好像杨议不这样想。他买了好多古玩，我说你买这些干嘛？他说，您不知道？我给社会作贡献。杨议一直说，“杨光”最大的法宝就是相声，用的都是相声理论，台词是相声的台词，它也许不是相声的包袱，但逻辑上是相声的思维。他这个思维，给天津的相声，甚至于给天津的平民老百姓留下了一条根儿。
天下霸唱 “大耍儿”如同“大侠”
天下霸唱，1978年出生，本名张牧野，著名畅销书作家。
我在天津老城里的胡同长大，天津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，有独特的民风民俗，对我影响颇深。我特别喜欢听评书，比如《岳飞传》《明英烈》《三侠五义》《雍正剑侠图》《聊斋》《封神榜》。也听过不少“野书”，很多奇案、奇事被说书先生们编撰成书，在路边给大伙儿讲，靠此谋生。我的《河神》《火神》《崔老道捉妖》《窦占龙憋宝》等作品，都与老天津卫密不可分，故事的线索大多来自于民间。
《大耍儿》是我第一次写当代天津的故事，时间定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。写这部书时，我常想起自己生活过的地方——老城里，那里街道颠簸不平，胡同七拐八绕，大杂院里堆满各式杂物，墙上贴着黑乎乎的煤饼子，厚棉被底下蒙着绿油油的大白菜，各家屋顶上都插着鱼骨一般的电视天线，鸽子飞过去时，响起一阵阵悠扬的哨声……数不清的老街旧邻，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，随着老城被推平各奔他方。我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，想让比我岁数小的朋友们对那段岁月、那座老城能有个大概的了解和认识。
从我内心来说，天津卫的大耍儿接近于武侠小说中的大侠——好脸儿好面儿，不欺软不怕硬，性格豪爽，乐于助人，尊老爱幼。造型必须得到位，一顶毛色巨好的羊剪绒帽子，一身将校呢衔服，一件将校呢大衣，在当年难免让人觉得咄咄逼人，但人家讲的是规矩、闯的是人物字号，做事有板有眼，绝不胡作非为。这也是老天津卫水旱码头延续下来的处世方式，不仅为大耍儿定了型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老天津人。
过去的胡同大杂院里那些男女老少，平常大大咧咧，叽叽喳喳，不拘小节，口中张家长李家短，但遇上不平之事，真没有几个孬种，绝对会仗义出手，因为他们内在里都是古道热肠，这就是咱身边天津老百姓最淳朴、简单、善良的生存哲学。
《大耍儿》里面很多街道地名、饭馆小吃摊，乃至医院、学校、工厂、电影院、车站、胡同、居民楼，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即使有的地方早已面目全非，但年轻人也多听老辈人讲过，所以比较接地气儿，给人身临其境之感。我常想，说书先生为什么能吸引听众？就是因为他有很多自己的零碎儿，肚子里有货，能把故事掰开揉碎地讲出来。假如忽略了这些细节，读者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共鸣了。
高峰：我是天津茶馆相声的老观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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